主持人：第一个问题，这几年一方面是国内ESG投资规模在不断的增长，应该说这种可持续投入的理念正在融入市场的主流，目前国内机构投资者来开展ESG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？比如说最近有哪些新的趋势或者是变化？

　　韩晓燕：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，作为实践者，在驱动因素方面，其实跟前几年还是有一些变化的。五年前，嘉实基金已经开始实践ESG。当时我们主要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外资股东方，或者说外资的机构客户来的一些要求，包括我们参与到国际组织之后，也会有一些在ESG整合，包括管理方面的进展要求。

　　这几年在双碳目标出台之后，国内的政策体系建设也加速了，并且自下而上来看，上市公司ESG的水平也有逐步的提升，ESG意识也提升了。

　　我们也看到境内机构投资和客户，比如说主权养老和保险机构，对ESG也非常重视，也出台了相应的一些政策，比如说在去年的银行业、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，还有针对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。其实都针对资产管理机构，不管是资产所有者，还是资产管理者，都提出了一个ESG融入投研体系和决策流程的要求。所以国内政策的驱动是最近两年我们感受非常深的。

　　另外，我们境内机构和客户在委托的时候，也开始对我们外部管理人提出了ESG的一些要求，自上而下包括治理层面，包括资源的投入，人员的设置，以及包括投研流程，整个资方也在要求，这是境内的一些变化。

　　另外，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除了政策和客户方的要求，做ESG投资还是要回归到投资的本源。核心的驱动因素，长期来看，我们认为像环境、社会这样长期性的系统性的可持续的风险和因素是无法被忽视的。而且在投资端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一些行业和上市公司内涵价值，甚至是传导到股价。其实驱动我们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得回归到这一个层面，就是从商业本质来看，ESG这种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，无法被忽视的。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动力都是内生的动力，积极的去将ESG投资推进到2.0阶段。

　　朱清艳：国新咨询是2022年10月注册成立的一家新公司，但是我们的研究团队在整个的咨询行业已经是历练多年了。在ESG研究方面，也积累了非常多的成果，目前已经转化成了产品和服务项目。

　　从2022年10月成立以来，首先我们积极做中国本土ESG体系的探索和实践者，我们积极参与了国资委一些课题，然后和本土的一些标准的建设。其中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很多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特别关注的，就是为了落实2022年5月国资委发布的《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》，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23年ESG相关的专项报告要全覆盖。

　　第二，在ESG的评价体系和指数产品方面，我们今年4月份已经发布了中国国新ESG评价体系，这是我们国有运营公司的角度，去发布一个A股市场的评价体系。首期的结果是覆盖A股近5000家上市公司。

　　第三，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推动本土ESG生态圈的建设。今年4月和7月，我们和上交所联合举办了两期资本市场ESG的培训班，这也是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进行相关的培训交流的一个专场。我们也是在资本市场和主流媒体，和行业协会，和监管部门一起，不断地推动相关的ESG交流，希望大家多多分享这一方面的优秀案例。

　　主持人：ISSB准则的发布，对于中国的ESG生态体系会带来哪些影响？给我们讲一讲。

　　程红粤：我先简单解释一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，它是一个法律实体，是一个国际的非营利组织，它成立的初衷就是提供信息，以带来更好的经济和投资的决策。

　　本身基金会承载着两个理事会，ISSB是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，大家对另外一个理事会更加耳熟能详，就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，制定会计准则的一个机构。

　　为什么ISSB这么火？其实ISSB的两项准则是今年的6月份才正式发布的，ISSB这个机构本身是在2021年3月成立的。我总结几个ISSB和ISSB准则的一些特点：

　　第一，ISSB本身是有实力的，它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承载的一个理事会，在会计的领域已经非常得成功，会计准则已经得到了国际广泛认可和采用，已经超过140个行政管辖区域，已经采用了该准则。也是在我们投资界做经济决策一个非常基本的要素，就是财务报表。

　　第二个特点，ISSB是有诚意的，ISSB的成立初衷之一就是结束现在披露准则“字母汤”的现状，各种不同字母的组合。ISSB的成立也是想结束这样一个现状，成立之初就把这些“字母汤”整合在一起。所以建立一个全球、合理的信息披露准则方面，ISSB是非常有诚意的。

　　第三，ISSB也是可持续的，制定的是可持续披露准则，自己本身也是可持续的。大家可能了解到准则制定是一个非常耗人，耗钱，耗时的一个事情。

　　第四，准则是国际的，理事成员总共14位，来自各个国家。理事的成员包括主席、副主席，还有理事，都是来自各个背景的，可能有企业的，有评级机构的，有学术界的，也是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。

　　第五，我最想强调的是ISSB不只是国际的，其实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国的。ISSB14名理事里面有两名中国人。

　　ISSB准则对我们构建中国ESG生态系统到底有什么影响？我觉得是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工具。刚才提到说构建一个ESG生态体系是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，才能实现的。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一套大家公认的，可比的，一致的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体系，ISSB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和基础。

　　主持人：把问题给到宋老师，来自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的平台主任，从气候风险角度来分析一下当前ESG发展当中存在的短板，包括瓶颈是什么？

　　宋伟泽：我是来自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，今天会前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中国特色ESG体系构建，我觉得应该把气候变化这么一个选项纳入到中国特色ESG体系中去。

　　回到主持人的问题，气候风险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在ESG体系里面要关注气候风险，相比于其他的ESG风险又有什么样的典型区别特征？

　　第一，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受灾害影响最敏感的地区之一，案例就太多了，比如说河南的暴雨。气候变化风险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转型风险，转型风险就不太容易理解，转型风险实际上指的是说整个中国经济社会，就是碳中和，我们的绿色低碳转向的碳中和的过程中，需要出台很多气候政策，有很多重大的技术突破，甚至是整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交通方式的偏好，这一类的变革反馈过来对我们整个金融系统，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，也会面临着一些风险的评估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两个风险，一个是气候物理风险，一个是转型风险。

　　感觉也很遥远，很抽象，也很难理解，其实这里面转型风险最终都会转化到资产的负债表。比如说双碳政策出台之后，很多煤电企业，很多的化石能源，或者碳密集型企业的运营成本，整个资产的估值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。它们的贬值和减值，对上市公司的负债就会产生违约，会波及到银行，这种潜在的、系统性的风险，我们只能去做预防。而且这一类的风险跟我们传统的风险还不太一样，不是像新闻事件和舆情，可能是一个十年，二十年，更长期性和广泛性的影响，所以非常依赖于一些非常垂直，非常专业的模型。

　　我大概先介绍这些，总的来说，为什么说中国要加入转型风险，因为中国的双碳转型时间窗口更短，只有30年。还有中国的资源禀赋，我们有太多的化石能源相关的资产，所以我们政策在出台的节奏，出台的力度，一定要提前去做好预判和评估，实现有序、稳妥的转型。

　　主持人：目前在公募基金业践行ESG投融资上，都有哪些主要的问题和挑战？这些挑战该怎么来应对？分享一下嘉实基金在这一方面的经验。

　　韩晓燕：其实气候变化确实是ESG整个议题框架里面最核心的一个议题，而且已经形成了全球共识性的政策体系和标准。我们在ESG投研的过程中，气候变化已经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其实我觉得ESG整个投研过程中，气候变化是最难的，目前来说，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些挑战。

　　它来自什么方面？因为投资机构核心决策依据，其实是数据，还有信息，它是整合在一起，形成资产评估和定价模型。所以输入的数据和因子，就是输入值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目前来看，我们资本市场做决策所依赖的这些ESG相关的信息也好，数据也好，其实我们的一致性，包括数据的质量上，还是有待提升的。

　　主题分享里面也提到了信息披露率，现在是有所提升的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还有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是没有披露ESG相关的信息，那就给我们在决策端造成了比较大的障碍，如果没有主动披露，我们去哪里找这些相关的信息？我们可能就会依赖于大数据的一些技术，甚至这种文本检索的技术来去挖掘数据。我们看到在企业自主披露以外，政府相关的政法行业，媒体组织，还有协会组织，对ESG关注度越来越高，也有相关的数据出来。这个量上来了以后，造成了下一步的问题，这个数据怎么更好地清洗，很多数据的类型或者是格式，包括解析的难度都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我们在应用之前要运用非常多的算力和模型化的能力，清洗这些数据，来把这些数据作为定价模型能看得懂的一些因子。

　　数据清洗的结构化和一致化，之后还需要一个算法转化为投资级别的因子，通俗来讲就是ESG的评价，对于一个上市公司评估的时候，在同业和在市场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，是高于还是平均的水平？最终的排名其实是非常核心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各家我观察到资管或者是买方机构有自己内部的体系，现在市场上第三方也有非常多的ESG评价体系。但是因为ESG的评价没有形成很多共识性的框架，框架其实还算有一定的共识性，但是具体的指标，包括本土化的指标是什么？这个指标怎么去给它定义算法，其实大家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对于一家企业评级结果会完全不一样的。

　　这个给我们投资端造成的一个障碍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解构和归因ESG符号代表什么意义，或者跟投资端财务机会有什么样的传导机制，影响性程度的大小？

　　在第三方市场还没有这么欣欣向荣，冒出这么多的评级机构和这么多数据体系之前，2018年、2019年我们自己做。但是过程中确实是需要吸收第三方的优势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觉得还是需要买方机构多去应用，不管是内部的体系，还是外部的体系，我们这个生态里各自发挥最大的价值方面，都互动起来，不只是参会，或者倡议，更多的还是要把有用的部分，案例和因子挖掘出来，落到投资端。

　　否则，我认为可能拿来主义，这个肯定是不太有利于发展的。

　　主持人：国新咨询的朱老师，从您的角度看一下ESG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和瓶颈？

　　朱清艳：刚才也提到了一点，我们在业务开展过程中，接触了比较多的企业，我们切实的去帮上市公司，帮企业发展，为我们的ESG报告，信息披露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。因为我们做国资委研究中心这个课题的时候，也需要去广泛的调研。随着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，我们也需要和相关应用这些标准的企业持续的沟通，然后随着情况的发展，我们也需要把指标进行更新和迭代。

　　所以在这些接触和沟通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从企业端来看，现在标准是比较多的，ISSB刚刚开始推广，然后在应用方面，很多企业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入手去用，可能在这一方面还需要跟企业多沟通，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再探索。

　　另外，咱们也是说到这是一个生态体系建设，既然是一个生态，它肯定是在这个体系内，各个主要的关键节点，大家肯定都有动力去从事这件事情，去推动ESG的发展。有部分的企业有动力去做ESG的管理，也想在资本市场把ESG的绩效表现能够改进一下。还有一些企业从形式上，不管是从合规方面，还是同业方面的压力，仅仅做一份ESG的报告。这个报告的规范性和合规性方面，要求不是很高。也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。

　　另外ESG这些信息，这里面涉及到的指标，比如说有一些议题，到底哪一些是和咱们企业的管理业务特别相关，能够对咱们企业的财务表现切实有帮助的。因为我们说ESG指标是一个前瞻性的，指示性的指标，有很多现在是ESG的领域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就反映到财务上去，但是我们就是要找到关键的ESG指标，这是这个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。在这个时候要提早入手去做好管理，在不久之后，在财务表现上才能得到反馈，这是一方面。

　　另外，从生态体系的投资端和实践端，沟通方面来看，我们也会了解到有一些投资机构他们关注企业的ESG表现，比如说也会问上市公司，你们ESG评级怎么这么低？或者是说你们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出来ESG报告，他们也会关注的。但是，目前大家聊的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，表象方面的一个层次，可能还需要再去细致沟通对这个企业真正有影响的议题和指标。因为现在很多的指标，或者是说现在的一些披露的模板，还是一些比较笼统的。所以通用的形式，不同的企业需要在这一方面多做研究，结合行业、区域，还有业务开展面临的形势，多做这一方面的研究，大家多多实践，可能多做总结提炼，会进一步推动ESG不管是信息披露，还是评级，还是与投资者的沟通这一方面，都会有比较好的改进。

　　另外，从生态体系的投资端和实践端来看，我们也会了解到有一些投资机构关注企业的ESG表现，比如说也会问上市公司，你们ESG评级怎么这么低？或者是说你们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出ESG报告。但是，目前大家聊的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，表象方面，可能还需要再去细致沟通对企业真正有影响的议题和指标。因为现在很多的指标，或者是说现在的一些披露的模板，还是比较笼统的。所以通用的形式，不同的企业需要在这一方面多做研究，结合行业、区域，还有业务开展面临的形势，多做这一方面的研究，大家多多实践，可能多做总结提炼，会进一步推动ESG不管是信息披露，还是评级，还是与投资者的沟通这一方面，都会有比较好的改进。

　　我就分享这些。

　　主持人：谢谢朱老师。接下来请程老师给我们说一说，刚才说到ISSB北京办公室成立，对中国目前的企业也有实际的帮助。

　　程红粤：听了几位嘉宾的分享，我也想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补充一下。ISSB的成立，以及ISSB准则的发布，为什么对大家的意义都很重大。从投资端的角度来讲，大家的现状也能观察到，大家的披露还更多是一个自由体。我其实也曾经看过一些报告，披露的样式也是各种各样的，披露的内容也会有一些偏向和选择。

　　ISSB准则提供的一套工具，就是希望把这种自由体变成一个结构体，就是用一个更加市场接受和统一的语言，我们所说的与利益相关方，不只是投资机构的一个沟通桥梁。把我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些成绩，以及我对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机遇和风险的一些披露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，也可以得到一个更充分的展示。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，也可以更加透明化。这也是ISSB成立的一个初衷。

　　其实也提到了准则出来了之后，大家还是更多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这个也是很多企业的困惑。ISSB其实本身也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，在成立之前，在征求意见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说能力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，我不是说把准则制定出来就放在那，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大家的能力，不只是报表的编制者，可能是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的工作。

　　北京办公室到底能怎么帮助到大家？北京办公室当时成立的时候，当时是财政部在ISSB正式成立之前，其实就有争取把ISSB的总部落在北京，这是2021年9月份。2022年底正式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签订了谅解备忘录，预计在2023年中成立北京办公室。财政部也是如期在2023年6月19日正式成立了北京办公室，现在是在五棵松。北京办公室有三个职能，一个是沟通联络中心，第二个是能力建设中心，第三个是创新实践中心。顾名思义，这三个中心的职能，可能更多的介绍前两个职能，沟通联络中心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北京办公室主要集中在亚洲利益相关者的联络点，刚过去11月13日，第一次在北京办的理事会，总共14位理事，来了12位理事，我们这一周我们安排了很多相关利益者的互动，周五也办了一个北京国际可持续大会。这个沟通联络的功能就凸显出来了，在北京办公室的成立情况下，理事会跟中国各个利益相关方有更加紧密的沟通和联络，也是把中国的声音带到了准则制定的理事们的耳朵里，这是一个沟通联络中心。

　　第二，能力建设中心，北京办公室成立的时候，不只是中国，聚焦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，主要是开展能力建设的活动。中上协刘秘书长提的对话ISSB，其实就是我们在能力建设一项重要的活动，跟非常有话语权的机构，能力建设的伙伴机构来开展一些活动，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准则在讲什么，我们怎么能帮助到大家。北京办公室还会开展更多的能力建设活动，也是针对不同的发展方向，有一些头部的机构已经对准则有非常多的了解，我们会有一些更深入的能力建设活动开展。如果还是初级阶段，也会有一些稍微浅显的资料分享给大家。

　　主持人：我们也期待着今后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得到北京办公室的一些帮助。我们一直在谈风险，想听一听学术机构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？

　　宋伟泽：我们的名字叫数据平台，为什么叫数据平台？我们也意识到了要构建中国特色的ESG生态体系，需要把气候信息的披露纳入到这个框架里面去，但是面临着一个卡脖子的问题，就是缺乏底层的中国本土化的基础数据，这个活是一个脏活、苦活、累活、难活，要求挺高的。现在数据方面还没法支撑具有可比性和标准化的披露要求。在信息披露方面，已经进行了探索和尝试，指标的遴选，方法论也是在探索阶段。作为国内扛大旗的学术机构，清华大学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应该为整个中国双碳的转型，未来的40年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，应该要有一个产品，要有一个工具。无论是监管机构，还是上市公司、央国企在转型过程中，不仅要低头拉车，更要抬头看路。这个抬头看路，我们就去做了这个事。这个数据平台不到一个月，在联合国迪拜大会上发布了，这个平台的背后是清华大学和中国政府去支持整个中国的转型。我们觉得不是我们院内的信息化系统，应该有一个名字，我们当时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，名字叫green，音译叫格润，意思是格物致知，润泽天下。

　　我们也充分认识到整个转型风险的研究，尤其是方法论，其实涉及到经济、能源、环境，能源里面又涉及到交通、建筑、工业、所有的这些综合评估模型，全球就5、6个模型，作为这么一个有点垂直，有点跨学科的模型，我觉得清华大学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做本土化的研究。这些研究不仅仅只是说自己懂了就够了，而且我们想把这些模型，这些算法输出的数据，能够通过数字化平台的方式，交互给转型的利益相关方，将应对气候变化，让碳中和转型的雄心转变为行动，转变为能力的赋能。

　　学术机构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我觉得基于方法论，然后再去到工具，有了工具之后，再到数据，数据之后有了产品。而且这个产品不仅是研究人员，技术人员看得懂，我们希望有用户侧，尽量的用户友好型，分析的颗粒度要越来越贴近整个投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，政府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需求，有非常多的决策问题，整个传导的机制如何反映到模型里面去？有风险因素的识别，以及这些风险因素定期的评估，有了这些基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支撑监管部门，无论是碳市场的政策，碳税的政策，相关的补贴等各种各样的政策，在出台的时候要有有序性的，节奏和力度要有主动的把握，要有主动的认知，而不是一个盲目的。谢谢！

　　主持人：您说八个字，格物致知，润泽天下，格物致知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可持续发展，对万事万物的全面发展。

　　宋伟泽：我们的定位实际上就是全球视野，把碳中和的转型，整个的绿色转型不是只有中国，全球有100多国别都宣布了碳中和，所以我们把全球相关的这些战略、政策，引进来，赋能到国内的这些利益相关方的转型。

　　第二，中国在这一方面干得如何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，能够开放给国际社会，让他们了解引进来，又走出去这么一个垂直领域的平台。这个平台的建设，我们也深刻意识到不是一家机构就能够完全把它做起来的，它是一个生态。需要凝聚更专业的力量来推动中国双碳绿色转型事业。谢谢！

　　主持人：谢谢宋老师。面对市场越来越多的“漂绿”现象怎么来关注，怎么来科学建立ESG的信息披露和评估体系，现在是重中之重。

　　韩晓燕：“漂绿”在欧美已经引发了很多监管行动，我们看到的大型资管机构也被调查，甚至受到非常大的处罚。我觉得漂绿一个很大的成因在于之前在ESG投资发展的早期，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、一致性的ESG信息披露标准。像欧盟就是在这个方面自上而下做出了很多的安排，从信息披露到净值调查，到投资端的金融机构适用的可持续的信息披露条例，还有包括绿色和可持续资产分类，这么一整套自上而下的体系都形成了，这个就是为了去应对这种漂绿。还有在企业端和投资机构端的对于ESG和绿色的夸大。

　　短期内市场能够看到的对绿色的需求太大了，短期内聚集了这么大量的资金，资管机构的能力不一定马上到位了，所以就会利用空档。如果逐步形成一个全球基线的信息披露的基线标准，在国内也去把统一的一致性的ESG信息披露提上议程，漂绿这个问题就会有一大部分被解决。

　　第二，企业端也好，金融机构端也好，还是得从自身的运营和它的运营目标上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和布局。漂绿往往意味着短期性，短期主义，但是如果说真正的意识到ESG是长期非常必要，是一个必然的，是一个内生的事情，一定会发生，不管机构还是企业不会有短期的诉求来驱动，更会从长期的经营角度和要求去做。